此种努力无论对于概观英国法精神利益保护制度全貌，抑或作为相关深入研究的基础，均是有意义的。
在下一节中，笔者将进一步结合权利实践的结构阐明做错事之权利的性质。所以，若采取宽泛的解释，条件（2）也可被拉兹的权利命题所吸收。
自主选择在特定的生活方式与行动者之间确定了内在的联系，使得他可以确认自己在何种意义上是其生活的创造者，而这种确认又与个人对自己的价值感、对个人能力和计划的自我肯定、可以正当期待的社会承认关联在一起，构成了个人的自尊和尊严。但如此一来又会导致权利不能对选择提供独立于道德的保护。See Robert P. George, Making Men Mor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18–122.]〕也即，权利主体仅拥有反对他人干涉的主张权，但没有做错事的自由。如果没有这一自由，说权利人有选择的空间是没有意义的。而这种社会与拉兹的权利命题是相容的。
但不管其惯例内容如何，由于权利承诺了自主在个人福祉中的核心地位，每一个社会在确定权利保护的惯例时，都会以有利于自主的方式进行，例如，将利益评价交给权利人，而不允许他人以价值判断来剥夺其权利。粗略而言，拉兹是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中把握权利性质的。这两种情形的任何一种都会导致作为社会基本规则的法治被抛弃。
不过，一旦达到启动条件那些自然国家就会进入转轨过程。永续性的缺乏意味着这些国家不具有必需的可信承诺来激励政治人物尊重宪法规则，从而在这些国家维持大多数权利和制度变得困难重重。首先，我们分析一个永续国家，即先行者中的英国在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中，是如何达到第二个启动条件的。尽管维持开放进入并不要求所有生活在开放社会边界内的人都是公民，但是，最大多数的人群必须是。
简而言之，如果国家不具有永续性，只有短期视野，那么，投资者也不会有长远视野并进行长期投资。久而久之，这个过程被标准化，变成了不再因人而异的一种合法权利。
由于争斗会减少他们的租金，联盟成员由此克制争斗以维持他们的租金。第二，法治的动态属性，它要求国家在未来也能够尊重法治的上述属性，即便经过了政府更迭之后。不过，相比于自然国家，开放进入秩序的竞争机制相对运行得更好，提供了明显有效的手段来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在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与危机时，也表现出了更大的弹性。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另一种情形，有时我们称之为悲剧式的智慧（tragicbrilliance）（Diaz、Magaloni 和Weingast，2008），其中自然国家掌控着非常宝贵的地方公共产品，如供水。
的确，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土地继承方面的权利变得更加有保障了。即便自然国家采用了正确的民主宪政条款，如权力分立、对个人权利的明确表述，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永续国家，它们也无法长期维持这些条款。永续国家不存在，永续组织也就不可能存在。这些组织极大地增加了社会可以创造的财富。
同样，允许任何人组建公司的统一公司法也是在1840年代才第一次出现（NWW，第6章）。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1936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陷入内战，1973年智利发生剧烈政变，以及1988年选举中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选举舞弊。
第四部分运用该分析框架，分析历史上法治的出现，展示法治与社会转轨的密切联系，以及西方世界实现由自然国家向开放进入社会转轨时，是如何克服这些问题的。在开放进入的国家，财政利益会激励政府去限制自身的租金创造。
制度革命党在长期执政期间（1930~2000年），运用这种技巧来迫使选民支持它。平等、公民的联合，以及共享政策都降低了对破坏性再分配的需要，这种再分配可能破坏开放进入秩序。本文的主要观点是，自然国家无法通过采纳开放进入秩序社会所拥有的制度和治理，来建立法治。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既有的文献未能深入研究如何维系法治这一问题。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期，大约在1840年代，政治上通过合法反对党展开政党竞争的观念才开始出现（Hofstadter，1969。流动的资源和国际竞争则强化了这些效应。
掌权集团会通过支持政变来保护自己，但由于在位政府不太可能威慑到他们，所以限制强权集团利益诉求的宪政整体将更少发生政变。这些国家以人们相互之间的重复交往为基础，从而有助于大家建立人格化的认知与信任，并执行交易。
光荣革命以后，新的债券发行属于议会法律范围内的权限。该分析框架将暴力、制度、组织和信念等基本概念整合在一起。
同样，在英国，不同法院体系为收入展开竞争，迫使法院创新，导致了更有利于精英利益的规则。最近肯尼亚发生的事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永续性的缺失 创立法治的核心是要创立一个永续国家，其制度、规则和政策不依赖于当前官员和统治联盟的人格特征。一旦自然国家面临危机，它们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剧烈的变动，导致对制度、规则和政策的重大修订，法治也就很难维系。这些制衡机制的缺失使普京可以搞掉其政治反对派，从而无可置喘地控制俄罗斯，即便在他名义上卸任总统，并让继承人梅德韦杰夫通过选举当选为总统职务后也是如此。这一点在威权政体下特别难。
这也形成了政府中的行政主导格局，从而极大地缩小了三权分立的效力，以及立法部门制衡行政权力的能力。如果没有对各种暴力来源（包括军队）实施统一的政治控制，前面两个条件都无法成立。
当今的自然国家根本约束不了接班的政府当局。作为19世纪中期以前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商业组织，合伙制要求当某个合伙人死亡或自愿离开时必须解散或重组该合伙组织。
进入专题： 发展中国家 抵制法治 。自然国家很稳定，但并非静止不动。
相比于自然国家，开放进入秩序拥有更大的政府，这主要是因为后者向公民提供了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Lindert，2005）。对不同份的财产设置不同的条件）。它是建立一个超越个人人格化统治的国家所必需的组成部分。它认为创立法治涉及从有限进入秩序向开放进入秩序的转轨，这个过程将异常艰难。
这些国家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调整特权的分配。第三部分运用该研究界定法治的各个方面。
第二，自然国家难以创建法治所必需的可预期性。历史上最普遍的社会秩序是有限进入秩序或自然国家（natural state），它解决暴力问题主要是通过租金创造并向强势的个人或群体（获取这些租金的）授予有价值的权利或特权，从而激励他们开展合作而不是进行争斗。
随着环境的变化，它们往往也进行有规律的调整。这些国家即便有企业，也是国有企业。
